1951年，陶铸前往广东工作，担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代理书记以及华南军区第二政委。接下来的15年里，陶铸长期在广东担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和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等领导职务，为南粤地区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贡献了巨大的力量。无论是改革建设，还是推动地方经济的振兴，他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于陶铸在广东主政这段历史，他的女儿陶斯亮曾给出这样的评价：“我觉得父亲在广东15年的工作应该是三七开——七分功，三分过。”今天我们就来聊聊陶铸主政广东时期的“过”，他的“过”主要体现在三方面：
第一“过”是在土改问题上。新中国成立后，广东的土改开展得相对较晚，原因在于广东有大量的华侨，这些地主的家庭财富并非完全依赖于剥削农民，还包含了大量来自海外华侨的资金支持。很多华侨在抗战时期就为革命提供了大量资金，广东的革命斗争也离不开他们的支持，因此，他们一直是党内的统战对象。如何划分地主和富农的成分变得尤为复杂。
广东省的领导，如叶剑英、方方、古大存和冯白驹等，在解放初期进行土改时非常谨慎，尤其在确定哪些人属于恶霸地主时，他们力求公正，避免误伤善良百姓。这种谨慎的态度导致广东的土改进展缓慢，无法达到中央设定的速度要求。而当朝鲜战争爆发，蒋介石不断策划反攻大陆，战局紧迫，毛泽东认为广东的土改过于迟缓，因此决定派遣陶铸前往广东加强领导，担任华南分局第四书记，协助叶剑英主持华南工作。
展开剩余74%陶铸到达广东后，首先对土改队伍进行了大规模整顿，许多在土改过程中表现不够果断，或被认为存在历史问题的干部都受到了严厉处理，部分人被开除公职。在陶铸的强硬领导下，广东土改进入了更为激烈的阶段，一些左倾的做法开始盛行，导致紧张局势进一步加剧。1952年春夏，土改进入新的高峰期，经过几个月的激烈斗争，许多原本受保护的华侨被误定为地主和富农，导致大量华侨被剥夺了财产，甚至发生了自杀和逃亡的悲剧。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广东才开始实施平反政策，归还华侨失去的财产。
陶铸的第二“过”是在“反地方主义”问题上。陶铸接手广东工作后，中央从全国各地派出了1000名干部支援广东土改工作，陶铸认为广东本地的干部在执行土改时效率低下，遂决定用外调干部取而代之。他几乎更换了所有地方、城市和县的领导，将外来的干部派驻基层，过度依赖“大军”而忽视了本地干部的使用。1954年4月，叶剑英调离广东后，方方被打成了“地方主义”分子，受到严厉处分，最终被调离广东。此外，许多其他地方干部也因为被视为“地方主义”的牺牲品，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得到了平反。
1956年，海南的部分干部对陶铸打击本地干部的做法表示强烈不满，纷纷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写信反映。陶铸对此无法容忍，开展了第二轮反“地方主义”运动，冯白驹和古大存等人被打击，不仅被撤职，还被迫承认错误。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们才得到了平反。陶铸在反“地方主义”上的过于激烈，也给地方干部的士气和工作造成了不小的影响。
陶铸的第三“过”是在“大跃进”期间搞起了“浮夸风”。1958年“大跃进”全面展开时，各地纷纷吹响了粮食高产的号角，陶铸也一时头脑发热。在广州中山纪念堂召开的全省干部大会上，他提出了一个极具煽动性的口号：“放开肚皮吃三顿干饭，不要钱！”这一言论激起了全省范围内的浮夸风潮。随后，广东省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的表彰大会，要求各县上报粮食产量，并对那些达到亩产千斤水平的县进行奖励，奖励包括拖拉机、载重汽车等实物和锦旗。
在会上，东莞县的县长深知本县并没有达到千斤县的标准，但为了获得奖品，他决定虚报产量，将东莞县报成了“千斤县”。县长获得奖状和锦旗后，不敢公开展示，而是将其悄悄藏进包里，回去后秘密交给县委书记。幸运的是，陶铸很快意识到了“浮夸风”的问题，迅速采取措施纠正了这一错误，带领全省干部和人民艰苦奋斗，终于克服了困难，大部分广东人民最终也原谅了他。
虽然陶铸在广东的领导工作中存在这些过失，但他在推动广东社会经济发展、整顿纪律和加强党内建设方面也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尤其是在改革的初期，他的决策对广东地区的稳定和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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